在天花板上跳舞

这学期的课很稀松。周三、周四、周五下午全都是大片空闲的时间。我拿了中级口译的单词书和真题去自习室没完没了的做题和背诵，当然经常偷懒。刚开学的自习室常常只是零零散散的坐着几个人，阳光好的很是虚情假意。间歇安排《耳朵》的工作，开例会，批选题，布置采访任务，之后要审稿，校对，排版，印刷，发行……国荣师哥问，你对它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构想？席间一阵不自然的清净，问的我一怔一怵。

周六的时候在一起吃饭。第一次瞧见白师哥，已经在《新京报》工作的甚为得力；然后是国荣师哥，霰儒姐，正面临毕业前的选择；许久不见的毛毛师姐，以及一群《耳朵》的元老级人物。第一次参加这样的聚会，应了是现任《耳朵》的主编。但却总觉得自己像是一枚左顾右盼的顿号，头轻脚重无法维持身体的平衡，几近在倾斜中试探般的寻求一口坚持的氧气。

第一次例会沉闷的气氛使我受到不大不小的打击。一个人拖拖拉拉往宿舍走，写给临安的短信夹杂大风的肆虐，以及怀疑和沮丧。他拨电话过来，手机只是一遍一遍震动，不知道可以说什么。盘腿坐在床上，思来想去的又给大家逐一发了短信，才有些微的安慰。

我总是要表现出一副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样子，我总是要挥舞着拳头，带领着大家横冲直撞，撞出一个改版后全新的封面，撞出一次年终盘点，撞出“传媒之音”的专版，撞出脑袋上的包一大片。像何勇唱的那样，有大也有小，有的是人敲，有的是自找，顶着大包低头踩到自己的脚。他的语气有些傲慢，像炫耀伤口般的经过所有人的面前。

我像一个畸形的例外，坐在圆桌的一边，坐在临安的旁边。他仿佛显得更为妥帖，我总是莫名紧张，要去抓牢他的手才行。我们两个人站起来逐一给师哥师姐们敬过酒。逸潇师哥自己酿的葡萄酒，酒精度数不祥，微酸，一小口一小口喝下去的时候胃部有灼热感。听大家讲各色笑话，一些熟悉的名字热烈的在传播，我尽量不在这种陌生中置身事外。

如果说，对新闻传播还剩下多少追求，那只是可怜的一小点点。我对26个英语字母也没有什么追求，只不过它们的不同组合对我存在意义，而前者却渐渐疏离。别看顶着“国际传播”的华彩衣帽，看到的不过一本词汇书而已。我对单反、Adobe premiere、Audition、新闻史……之类的词汇存在潜在的慌张，或者是嫉恨。

这餐饭，吵吵闹闹，安安静静的吃了五个小时。临安把我的手放在他外衣的口袋里。风止。他的脸上也刻着《耳朵》的记号。他的脸上刻着更多的专属于这个传媒院校的记号。

多多少少的人经过这些薄薄的书页，多少的踌躇满志，多少的抑郁纠结，多少的大笑疯癫。还剩多少坚持吹散在了凛冽的夜风里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