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天花板上跳舞

在过去的十来天里，日历对于我来说好像是不存在的。我低着头走路，走着走着，然后咯嘣被颠了下，就顺势颠进了07年的门槛里。说不上来到底是怎样的感觉，可能是迷迷糊糊的，也可能是过分清醒，可是日子没能等着我将这种感觉分辨清楚，就远远的呼啸着来，又呼啸着而去。当我想简单梳理一下的时候，这又是成片成片的回忆。

现在自习室里面满是认真备考的人，尽管零星的鞭炮声依旧在空气之中清晰可辨。暖气片的温度刚刚好，脱去外套，一件绒布衫，一瓶水，几本书，可以在里面坐很久。我接下来的日子就都和以上的元素有关，然后就可以拍拍屁股，拎着旅行箱回家。火车票已经顺从的躺在我的钱包里，像一种温暖而持久的召唤。

（一）

之前我用了很长时间来发烧，每天的体温游弋在35至38℃之间。到后来都没了感觉，除了浑身有些使不上劲，也没什么太大的分别。

开始在台里通宵排版。在某一个凌晨四点半写完第一稿主编寄语，尽管后来它被成功的毙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主编就不能说说他（她）的工作状态，而偏要是对什么将来，前景怀有一种美好的憧憬。我看不到什么美好，更没有什么憧憬，我隐隐的感觉，新一期的《耳朵》我是要连着检讨书，辞职报告一起递交的（这是尚且无人能肯定的后话了）。到了年末祝福变得尤其廉价而甜腻，还不过保质期就变质。

我们也开始像节目组一样，七点到台里的时候手里提着一大袋饼干矿泉水。吃不完的就都堆在抽屉里，等着日复一日的消耗。进程是缓慢的，有时候只听到五台机器的风扇发出呼呼的响声。（大家完全可以相信这都是我一个人的幻觉，的确，我老是觉得要是我们的脑子转的像风扇一样便好了。）

当每天节目组的制作剪完最后一个音，把钥匙交到我手上的时候，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。少了打打闹闹的记者责编们，房间里瞬时就变得安静。趁着大家都不注意的时候，环顾四周，有人死死的盯着电脑屏幕，一毫米一毫米调整着灰网的宽度；有人呈冥思苦想状，一手托着腮帮，一手毫无目的地点着鼠标，发出清脆的“啪嗒啪达”声；有人干脆狠狠的向后一仰靠在椅背上，很久都没有下一个举动。这样的时候，我才会发觉自己有些过分“严厉”和较真。

直到四点半的时候，还剩下晨，小水鱼和我三个人。他们一个人躺倒在制作间的沙发上，另一个人趴在桌子上睡着。我敲着电脑补八点就要交的英语评论，也就顺便敲了那篇主编寄语。一校完的稿子，散乱在文稿采编室里都是，改过的地方已经用红色的对勾划掉。我也在进度表上划掉每个人已经完成的工作。

天完全都是黑的。我在敲着那些字的时候心里一直这么想。

这样暗无天日的日子持续了几天，很欣慰，最后都是小水鱼和我在一起。两个拼命的上海女生，容不得半点瑕疵。我们在老卜头苛刻的要求里周璇。他拿着一叠一百多页的打印稿，刷刷刷的翻过去，简单的摇摇头，足可以摧毁我们仅存的最后一滴勇气。我已经不想再有一点点的迎合了。我们团队的每一个精彩小创意，你们就在笔墨升辉的稿子上茁壮的生根发芽吧。（只有这句话还有那么点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有那么点像宣言，由衷的给新的日子。）

于是这样，在下一个眼睛通红的不眠之夜里，我就和小水鱼两个人抱着种类似愉快的心情，做着杂志的目录和角标。她甚至在结束之后，举着三角架问我，要不要一起去拍照。凌晨三点，外面已经是银妆素裹，厚厚的堆着没有融化的积雪。

我说，我们为什么还如此拼死拼活的在这埋头苦干呢，既然我们最初的想法都不能实现。说的时候我巴不得用手狠敲桌面，但只是把两条腿搁到了桌子上。她停下来，说，因为你在啊。然后静默一片，桌子上搁了四条腿。顿了顿，然后我们回到各自的电脑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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